未来五年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将取得决定性成果，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最后的冲刺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作为“全面改革的支撑”的财政改革，需要明确大是大非的问题，进一步正确把握全景图，深入理解统一市场、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及分税制改革的基本逻辑，才能攻坚克难，一项一项完成服务全局的历史任务。
当下，全社会高度关注税制改革。目前的改革重点除了六大税种外，在总体框架上需要协调中央和地方、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；需要理顺事权，把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；更需要处理好收入划分、财力分配进而通盘理顺体制关系。在这些方面，1994年的财税改革值得借鉴。表面看来，这次改革增加了中央配置权，但绝对不是集权的改革，而是从行政性的分权，发展到和市场经济匹配的经济性分权。在观察分析之际，不能仅仅盯着中央和地方在财力盘子里拿多少，还要全面把握其折射的体制变动。
首先是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重大改进。在分税制的基础上，所有的企业无论大小，不问行政级别，不看隶属关系，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，这就刷出了各类性质的企业公平竞争的一条起跑线，这种经济性分权是20多年来，中国在改革方面的生产要素流动、资源重组的框架性制度支持。
其次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。表面上看，中央政府在整个财力的盘子里拿到将近一半，但满足本级需要的只占20%左右，另外的约30%都是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，包括维护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、推进各区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、推进整个社会共同富裕的转移支付等调节功能，和所谓的集权分权根本不是一个概念。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联邦政府，在整个财力盘子里面要拿到近70%，本级支出为30%，其他差额也都是转移支付。
最后，要看清基层财政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实际上，基层财政困难、土地财政问题、隐性负债等问题的存在，恰恰是分税制改革没有逐级往下贯彻，是省以下政府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带来的。统计显示，目前省以下的财税体制，呈现出了五花八门的复杂特点，且大多数仍是讨价还价色彩非常浓重的分层制和包干制。
由此，解决问题的方向必须是打通整个逻辑链条，把1994年改革的目标通过深化改革落实到位，使分税制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，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匹配。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、五中全会，已将包括财税配套改革在内的三大领域进行了通盘部署，应该抓住改革的实质性要点，破解面临的利益固化藩篱，按照改革时间表，时不我待行动起来，去取得合乎现代化客观需要的改革成果。